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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表示,“北风”级核潜艇的国防采购合同将在5月底前签署。 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对联合造船集团呈交的成本核算文件进行分析。 之前联邦政府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尤里·鲍里斯表示,目前国防部和造船企业就潜艇的价格问题存在分歧。联合造船集团于3~4月间呈交的文件,目前国防部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的分析,得出国防部和联合造船集团价格分歧的原因,并对价格制定进行详细的说明,鲍里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协商解决。 俄塔社曾引自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消息,联合造船集团和国防部在签署“北风”级潜艇合同前计划增加导弹携带数量,这样潜艇至少50%的设备将是全新的,是本国造船工业没有采用过的,潜艇的造价将超过1000亿卢布(约合33亿美元)。 公开数据表明,8艘核潜艇(其中5艘增加导弹携带量)计划在2018年建成。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部表示,“北风”级核潜艇从“圣尼古拉”号开始导弹携带量从16枚增加到20枚。“圣尼古拉”号潜艇正在建造,但是没有举行正式开工仪式。 “北风”级潜艇由圣彼得堡“红宝石”中央海洋设计局设计,采用了最新型的电子设备,降低了噪声。潜艇装备了新型的“布拉瓦”导弹,设置可容纳所有艇员的救生舱。“北风”级潜艇艇长170米,宽13.5米,潜深450,人员编制107人。 (中国船舶信息中心 孟光)
2011年韩国全部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被法院按照不起诉处理的占70.8%。滥诉耗费了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滥诉成韩社会一大怪现象近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告上法庭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大恶疾。根据韩国法务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09年,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控告事件的比重有27.35%,是日本(0.48%)的57倍。每10万人当中就有1246人被控告,是日本(7.26名)的172倍。然而,在控告事件中最终被起诉的比率最近5年仅停留在18.7%左右。韩国国务总理室对外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韩国全部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中,最后被判定不起诉的占53.3%,起诉的占40.6%,另外6.1%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而2011年韩国全部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被法院按照不起诉处理的占70.8%,起诉的只有18.7%,其他方式解决的占10.5%。这样胡乱控告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性费用支出。无辜被控告的人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还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去年12月23日,韩国清州地方检察厅以“经常性虚构事实诬告”的罪名起诉了现年74岁的A某。根据检方的调查,A某从2008年7月开始至被起诉前,对101名检察官、法官、律师、郡厅公务员、保险公司代表等通过虚构事实数十次起诉。举例而言,A某村口的一棵树因为交通事故被车辆撞倒,于是他主张该树是自己所有,并以村代表的身份起诉,要求赔偿1000万韩元(约合5.5万元人民币),在败诉的情况下居然伪造调查记录起诉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去年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还查处了一起法学硕士诬告案件。现在42岁的无业者金某,利用其法学专业知识频繁起诉。2008年夏天,金某以1亿7800万韩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住房,但其只付了原房主6000万韩元,并称剩下的钱很快会补齐,但是当房主来讨要余款时,金某反而以房东对自己“辱骂和要挟”为名对房东提起诉讼,此后房东6次被金某起诉。金某还对自己女儿的老师提起诉讼,理由是该老师在学校的网页上对其女儿有“否定性提及”,随着官司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金某又以渎职罪的名义将涉及该案的检察官、警察、法官等一并起诉。金某从1999年至检方起诉,共胡乱起诉126件,涉及被告239人。金某的滥诉成性导致了他最终身陷铁窗。金某控告某房产中介没有向自己充分提供信息,结果被法院证实是诬告。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在起诉状中认为,金某在过去的126件诉讼中,真正立案的只有10件,因此认定金某是恶意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以诉讼达到压迫对方并获取非法财产利益的目的,因此决定对其提出公诉。韩国诉讼过度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忠清北道务农的金洪植过去的几年也一直被诉讼的噩梦缠绕。这是因为卖掉村会馆的建筑物后,在分配钱的过程中村民之间产生了矛盾。村民B某前后13次以刑事诉讼的方式控告金洪植等人伪造文书和贿赂。虽然大检察厅的鉴定表明文书并非伪造,并判决原告败诉,但B某仍然反复抗诉、申请重判和陈情。最终,B某被起诉诬告和制造伪证,法院判处B某有期徒刑8个月。然而最终得还清白的金洪植也不轻松,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被警方和检方传唤的过程中,自己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根本无法正常生活。电子诉讼制度助长滥诉现象本来韩国实行电子诉讼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社会大众和降低起诉成本,但该制度从去年开始实行以来,韩国的诉讼案件猛增,被部分媒体指责造成了韩国的滥诉现象。由于不需要像以往那样携带法律文件奔赴法院起诉,只要在办公室或家中将电子文书在网上提交给相关司法部门就可以,法院的各种通告和文书也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外发布,而且收费比正常官司便宜10%,因此电子诉讼制度一开始施行就得到迅速普及。从该制度正式施行的2011年5月2日开始,到今年4月末,韩国通过电子诉讼方式起诉的民事案件有212927件,已经达到同期总体民事诉讼案件的24.6%。但是便宜、便利的电子诉讼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却助长了韩国国内的滥诉风潮,最近几年韩国的民事诉讼立案每年都在100万件左右。“只有刑事控告才解气”忠清北道大学法学院教授朴姜佑在今年2月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韩国现有的起诉事件中,真正需要起诉的连一半都不到,更多的表现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起诉再说”的现象。每年韩国诈骗、侵占、渎职等原本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的刑事诉讼案件有23万件至25万件之多,显示出韩国国民很强的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财产纠纷的倾向。朴姜佑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韩国国民认为,比起费时费力的民事诉讼,更喜欢通过刑事控告快速解决问题,并对对方施加压力。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韩国司法机关在做很多“无用功”,虽然每名警官和检察官同时处理的案件很多,但效率却并不高,很多案件处理缓慢。还有法律专家认为,韩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只有刑事控告才解气”或者“比起民事控告,刑事控告能更快解决问题”的不正确想法。由于错告代价很小,因此很多人抱着“不告白不告”的态度。有韩国媒体认为,韩国滥诉现象突出,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也有责任。本来律师应该提供正确的法律咨询并化解矛盾,但部分韩国的律师为了接案子在当事人中间起到了加深矛盾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法学院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远远超过韩国司法领域能承受的范围,因此各种非正常的法律服务竞争开始出现,甚至有律师主动怂恿当事人错告。此外,韩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也非常重要,不能因为案件繁多就忽视原告和被告的各种负面情绪,必须要认真倾听当事人的声音,并积极从中调解,争取化解当事人的心结,尽可能减少实际诉讼和判决的产生。韩国《国民日报》5月1日发表社论认为,韩国这种控告上瘾的现象不仅造成无辜被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而且耗费司法机关大量人力物力,社会成本极大。而造成这种胡乱诉讼成风的首要原因还是韩国社会缺乏和解精神、宽容美德和守法文化,只要发生劳资纠纷就不停地闹上民事和刑事法庭,这种不良文化已经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社论希望韩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推进电子诉讼制度的同时,还要考虑减少诉讼过度现象的方法。韩国《中央日报》4月30日发表社论认为,为了巩固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社会氛围,韩国社会有必要深刻反省“控告上瘾”这一现象。社论建议韩国政府应该主导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法律服务,避免各种挑动矛盾的蹩脚律师和态度生硬、办案程序化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产生。总理牵头应对滥诉现象今年4月20日,韩国政府在总理金滉植的主持下召开研讨会,在声讨胡乱控告社会现象的同时,研究如何改进的方法。金滉植表示,那种歪曲的法律万能主义导致的胡乱控告现象,反映了韩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和常识不同现象。他表示,在韩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过去的那种社会优风良俗逐渐崩溃,社会各部分和个体之间缺乏信任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金滉植强调了社会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主张个人之间的小规模法律纠纷应该通过对话和妥协予以解决。会议决定,为了减少韩国诉讼过度现象,将推进交易惯例的先进化(将原先并不规范的交易惯例转变为现代交易制度)、强化受害救济的实效性并防止民事事件演变为刑事纠纷。与会专家还提议,要充分发挥公证的效力,并不断推进韩国全社会的法制教育。要将合约等事先进行公证,以防止合同产生纠纷时直接演变成为刑事案件。以德国和法国为例,当事人在进行主要法律行为时,进行公证证明是一项基本义务。同时,增加为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的“法律家庭医生”。韩国警方也在行动,酝酿“搜查停止制度”,就是在警察认为起诉案件的基本要素不充分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措施阻止当事人起诉的制度,以减少滥诉现象的发生。同时,韩国警方还准备建议改善现有的“诉讼费用分担制度”,对于由于各种诬告、滥告而最终被法院证明无罪的被起诉人,可以将诉讼产生的费用由起诉人负担。由于上述制度需要向韩国国会提交法案并获得通过,因此韩国警方的研究和法律制定工作还在进行中。(记者 王刚)(法制日报 王刚)
杭州江干区九堡镇一个村妇,2003年因拆迁,分得近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和几套大房子,让她一夜成了富婆。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女人去澳门41次,输光百万家产,更是欠下100多万的外债,不得不离家躲债。九堡镇综治办一位负责人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一夜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富婆离家躲债这个村妇叫周虹,今年44岁。她丈夫蔡兵,今年49岁。夫妇俩原是七格村的农民,2003年碰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大好机会,夫妻俩几乎一夜致富。蔡兵说当时拆迁补偿款超过80万元,加上按规定分到多套房子,共计400多平方米。夫妻俩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为柴米油盐犯愁。那几年,女儿还小,老公在外赚钱,周虹操持家务。几套房子出租加上每年村里的分红,一家人的生活体体面面。只是偶尔,周虹会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便开始搓麻将,以此打发时间。蔡兵说,他只知妻子喜欢“小搞搞”,想到女儿上大学了,老婆有这点嗜好也就依着她。没想到去年11月份,一名沈姓男子拿着欠条找上门,说周虹在2010年8月31日和11月8日分别向他借了两笔钱总共20万元。两份欠条除了时间,内容几乎一样,上面写明借款理由是因周虹生产经营需要。蔡兵左看右看,确认上面的签名是老婆的字迹。蔡兵说自己对老婆在外借钱的事一无所知,老婆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向谁借过钱,借钱用在哪里。除了沈某外,其他债主也纷纷上门讨债。蔡兵初步统计一下,发现妻子在外面欠债超过100万元。而妻子早在2011年5月份之后就“失踪”了,连自己和女儿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出境记录被吓一跳这起债务纠纷于日前在九堡法庭开庭审理。蔡兵出庭,周虹则因失踪而缺席。原告沈某认为周虹与蔡兵是夫妻关系,周虹从他那里借走20万元是两人在夫妻期间的共同债务,蔡兵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蔡兵则表示,沈某本来就是在赌场放高利贷者,妻子向他借的是赌债。此外,蔡兵还向法院申请调取周虹的出境记录。出境记录一调出来,大家都被吓了一跳,在2010年1月4日至2011年9月1日期间,周虹竟去澳门41次,每次基本是一天往返,最长不超过两天。最后,法院以借条为证,判周虹归还原告沈某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但驳回原告沈某要求周虹丈夫蔡兵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理由是夫妻一方因个人挥霍而向外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围的,其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责任。一成暴富者又返贫庭审结束后,法院专门组织一场座谈会,谈的就是关于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的问题。九堡综治办一位专职副主任透露,九堡辖区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者高达10%。赌博、吸毒乱挥霍和盲目借钱给他人,是拆迁户一夜暴富后返贫的主要原因,该社区内有一拆迁户,也是妻子在外赌博输了四五百万,欠债后被人告到法院,到最后家里甚至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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